上海交大的老大门及其寓意

街角D温度

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在今上海市华山路一侧河道以西。此河水面不过五六尺许，早期有木板桥及相对的旧式木牌楼，这就是当时交大的大门入口系列(顽皮生“南洋心影之二——闲话五十年前”《友声》252期第52页)。当初河上的校门桥是对于河的局部否定，作为对河的跨越通行和疏导人流以正于大门之用。而当此河被彻底否定(填平)以后，作为河的对立物的小桥则反过来成为了河的象征符号。   

交大的大门系列和预想中官衙式的南向开门不同，设立于校园的东向偏南方位。其中因由很令人费解。考虑到早期办学者多为国学大儒，校门的设立自应为出行的便利计，意义和象征方面也不可能不有所考量。在当时的旧学来说，《易经》为六经之首。依《易经》的卦象，东方为“震”，属水，是红日初升(旦)，阳气通达，万木复苏的征兆。故震卦从初爻到上爻，分别表示从二月到四月三个月的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六个节气。即孟喜所谓：“春分出乎震，始据万物之元，为主与内，则群阴化而从之，极于正南，而大丰之变穷，震功究焉。”(林忠军《象数周易演义》齐鲁书社1994.4.第56页)又《说卦》：“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故而，交大的校门之设除却其他如地望、交通的自然条件和海格路以东已有的建筑的联系的考虑之外，或许与《易》中卦象方位和喻意的解释有部分的关联。   

戏论及交大成立之初，校区东面有河水拱围，此其一；当时的校门为木门木桥，以所谓“风水”的操作规则：方位生坐落。方位为水，水生木，则坐落为木。那么东方的造物应为木，此其二；又当时的时局确是新式学堂从旧文化中决然而出(“始据万物之元，为主与内，则群阴化而从之”)，此其三；再交大校庆日期为公历4月8日，大约在农历三月、清明之后，时间上正可转换为实际空间上“东”门的方位，即“震”的月份转换为本身的方位，此其四；门的位置在东向偏南，又暗合从“震”到“离”(南)的转向，生生不息且又不穷其极(正南)，很合乎《周易大传》“贞胜”的东方思想，此其五。以上这些情由不知是不是仅为一种巧合?可拉来壮胆的是以后的一件史实:1902～1903年由上海交大学潮分离出的一批学生起因,天主教耶稣会士马相伯(当时任交大经济特班总教习的蔡元培和此人私交甚深)另立的一所学校的名字就叫做“震旦大学”!1905年再一次震旦学潮另立的一所学校又名为“复旦大学”(取自《诗经》“旦复旦兮”句)这两次事件离交大建校时间不远，似可反过来说明当时的文人在立门、动土和命名上是颇为讲求的。   

1935年，崇尚科技实业且满校院西洋古典建筑的交大校区的校门改建成了地道的中国传统建筑型制的北方官式石桥和大木作歇山校门，也是一件令大多数参观交大的人甚感诧异的事情。新大门改建的组织建造和捐资情况并不复杂，惟其风格样式颇为突兀。   

我们或许可以从早期交大的办学思想和当时的思想界的背景得出部分的解释：   

其一，作为政府兴办的大学，上海交大虽以兴办实业、学习工科为急务，但振兴国家、复兴民族始终是其最核心的内容和深层的目标。我们毋宁将中式的大门和西式的校内建筑看作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际的表征和在建筑上的具体体现；   

其二，新校门的改造，正值1934～1935年间国内思想文化界激烈动荡之时。思想的分野大抵有三种：一是复古派，主张以农村为依托，铲除城市，排斥外来文化，固守国粹，恢复孔教，以国而家，回归“农业本位”(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中国现代哲学史》第一辑第五册第88页)。1934年秋天果然就有国民党政权“党部”“院部”的祭孔活动；二是全盘西化论者，如胡适一派认为文化是一个整体，如“火车头和铁轨”之不可分。为避免一切“中西合璧”“体用分立”的投机可能，故力排众议，主张“全盘”西化(陈序经“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独立评论》142号《中国现代哲学史》第二辑第六册第136页)；  

其三是1935年，一种新的“中体西用”说产生，也就是第三派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史称“十教授宣言”)，并在几个大城市举行了座谈。该派认为：“在民族独立的运动中，相信自己，夸大自己，这是必经的过程。这种思想的好处是可以增强民众的自信心，坏处是保守因循，不易进步。”(何炳松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1935年1月号)后来的《独立评论》写道，这个宣言虽以十教授的名义发表，但代表了当时国民党当局的态度。文化界思想上的激烈争论当时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国内建筑界的设计思想。(赵国文“中国近代建筑史论”《建筑师》总28期)此时30年代的交大已经和上海市区各界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复为世外的净土。故而，交大的新大门风格式样量  
也难免于世风的影响，尤其是政府方面的影响。（赵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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